1993年我到英国访问。在伦敦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看到了两尊雕像。他们分别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1809—1882)和他的好朋友赫胥黎(1825—1895),他们俩正在热烈地讨论生物进化问题。这两尊雕像比真人大一倍左右,既逼真又艺术地展现了两位科学大师的风采。我是一名古生物学家,对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历史功绩是了解的。对于他们两位,我是深怀钦佩之情的。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两位都是真正的、高尚的科学家,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事业。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献身于科学。

毋庸讳言,全世界的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都承认,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并不完善。早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期间,我们的老师就已经在课堂上明确地告诉我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既解释不了恐龙类生物的大绝灭问题,也解释不了寒武纪生物的大辐射(或大爆发)问题。对此,达尔文和赫胥黎也都是明白的。作为科学家,他们俩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思索和研究这些问题,从未停止过。这正是他们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在达尔文逝世以后,赫胥黎仍在继续探索这些难题。1893年赫胥黎发表了《进化与伦理》(《天演论》),提出了两点新思想:其一是关于“大年”的新概念。赫胥黎认为,“大年”是一种周期,在地质学上代表一种“无限相继出现的旋回(in the endless successive cycles of the great year。)”。这一认识与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观念相吻合(请参看本系列讲座的第27讲)。其二是“大年相当于劫(the great year, answering to the Kalpa)”的新思维(请参看本系列讲座的第30讲)。在我们看来,赫胥黎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向前迈出了两个大步。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赫胥黎最终未能实现他完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宏愿。两年后,即1895年,赫胥黎本人也逝世了。60年后,即1955年,法国科学院院士,卓越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他的名著《人的现象》一书中说,“思想和生命都各只有一个季节(for thought as for life there has been just one season)”,从而提出了与生物进化论相关的“大年”的“季节”的新概念。德日进在赫胥黎工作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又向前推进了(请参看本系列讲座的第25讲)。可惜,德日进在《人的现象》出版前也逝世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赫胥黎和德日进的工作在中国科学家的手中得到了新的继续。

在1984—1995年,世界上有一批优秀的古生物学家参加了IGCP(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的第216项目。他们系统地研究了显生宙(指距今5.7亿年以来的这段时间)的各种层次的生物事件。他们前后共发表了1000多篇论文。1996年德国杰出的古生物学家Walliser把这批出色的科研成果编纂成一部综合性的文集《显生宙的全球性事件和事件地层学(Global Events and Event stratigraphy in the Phanerozoic)》。在这本书中,他们比较集中地讨论了65次全球性的生物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全部代年级(图1),大部分纪年级、世年级以及一部分期年级的生物事件。所以,如今生物的历史已经基本上被研究清楚了。恐龙类生物的大绝灭事件和寒武纪生物的大辐射(或大爆发)事件都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们只是一系列生物事件中的两幕而已(图1)。据古生物学家研究,绝灭事件代表一个完整的生物事件的第一；而辐射事件则代表该事件的第三幕。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短暂的间隔,我们称它为该事件的第二幕。这三幕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绝灭—辐射序列(the Extinction-Radiation Sequence)” (Walliser,1996)。第一幕是前提,而第三幕才是结果(图1)。

 图1　显生宙生物进化的环境背景(自上至下各行分别代表显生宙全球平均温度,碳同位素,火山活动以及海平面等的变化。其中有阴影的区域表示地质历史上比较寒冷的时期 ,而无阴影的区域则表示比较温暖的时期) (据Frakes等,1992)

显生宙生物界的5次大绝灭事件(↓):自右至左分别代表元古代末大绝灭事件,志留纪末大绝灭事件,二叠纪末大绝灭事件,白垩纪末大绝灭事件(即恐龙类生物的大绝灭事件),更新世末大绝灭事件。以及4次大辐射事件(↑):自右至左分别代表寒武纪大辐射事件、泥盆纪大辐射事件、三叠纪大辐射事件、古近纪大辐射事件。在大绝灭事件和大辐射事件之间存在着短暂的间隔,各个代之间的界线恰好位于间隔之中(据Walliser,1996)。

图1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Frakes等,1992:Walliser,1996)。其中这幅底图是世界著名的古气候学家Frakes在他的名著《显生宙的气候模式(Climate Modes of the Phanerozoic)》一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Frakes等,1992)。这幅图反映了整个显生宙的生物进化的环境背景,代表了当代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段时间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被形象化地展现在图1的最上方的那一行,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地认识到显生宙的全球气候变迁的全过程。目前显生宙被地质学家划分为4个“代”,它们自右至左分别是早古生代(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和志留纪),晚古生代(包括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中生代(包括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和新生代(包括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恰如赫胥黎(1893)所言,这4个“代”分别代表4个“代年级”的“大年”。所以我们称它们为早古生代年、晚古生代年、中生代年和新生代年。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曲线支持了赫胥黎所倡导的关于“大年”的假说。在这条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曲线与各个“代年”之间的界线的交接处,我们可以见到5个“交点”,我们称它们为5个“代年”的春分点。在图1上,5次大绝灭事件(↓)分别出现在上述5个春分点的前夕;而4次大辐射事件(↑)则分别紧挨着前4个春分点。过了春分点之后,辐射事件便接着发生了。换言之,5次大绝灭事件(↓)分别出现在每个“代年”的冬末;而4次大辐射事件(↑)则分别发生在每个“代年”的春季,所以各个代之间的界线恰好位于“绝灭—辐射序列(the Extinction-Radiation Sequence)”的短暂的间隔之中。如此明显的相关性、如此鲜明的规律,我相信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是能够“认识”的。

在达尔文逝世后,以赫胥黎和德日进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家能迈出本文所述的三个大步是很不容易的,是令我深感佩服的,因为他们要学通中华传统文化是很艰难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周易》正是引导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走出困境的大“道”。

《周易》是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古圣先贤所著,在中国被尊为群经之首。在《周易》的乾卦中有一句名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句话,特别是“与四时合其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许多变化是有序的,例如生物进化。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倡导的“与时俱进”恰好可以阐释38亿年以来生物进化的历史。不过,这种有序的变化并不是象达尔文所想像的那种匀速的、渐变的进化;而是如《周易》所阐述的既有渐变、又有突变、与“大年”的春夏秋冬“四时”的变革相当合拍的那种进化。图1上的5次大绝灭事件(↓)和4次大辐射事件(↑)的突变正好反映了《周易》所阐释的“与四时合其序”!其中每次大绝灭事件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每次大辐射事件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生物界的进化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或新的层次。例如在寒武纪大辐射事件中,世界上开始出现鱼类动物,如昆明鱼、海口鱼,实现了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飞跃。在泥盆纪大辐射事件中,则开始出现两栖动物,如鱼石螈、中国螈,体现了从鱼到两栖动物的飞跃。在晚古生代的石炭纪,动物界还完成了从两栖到爬行动物的飞跃。在三叠纪大辐射事件中,则开始出现哺乳动物,如三列齿兽、摩根兽,实现了从爬行到哺乳动物的飞跃。而在古近纪大辐射事件中,则开始出现灵长目动物,如娇齿兽、中华曙猿等,体现了从原始的哺乳动物到包括人在内的、先进的灵长目动物的飞跃。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生物界的从鱼到人的进化历程、反映了生命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到有、不断创新的全过程。这是过去5亿多年来,生物界顺应自然时间演变的结果。在近现代,我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总是在各种场合竭力贬低《周易》。希望这些人好好看看本文所反映的关于生物进化的历史事实。在《周易》的系辞上传的第6章还有一句话,“变通配四时”。在第11章另有一句话,“变通莫大乎四时”。这两句话阐明了“中华大道”,生物界的有序的进化是与“四时”的变革息息相关的。图1中的事实表明,《周易》中的这些话非但没有错,而且把生物史上的大绝灭事件和大辐射事件分别出现在“代年”的春分点前后的历史性规律全都点了出来,生物进化的全部历史事实与《周易》之“道”吻合得神奇之至。

当前有一部分人还把“八卦”打成“封建迷信”。他们毫无道理。以“后天八卦”或“文王八卦”为例,其中震,离,兑,坎四卦分别代表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巽,坤,乾,艮四卦则分别代表春夏之间,夏秋之间,秋冬之间,冬春之间的四个过渡时期。所以这八个卦的顺序论述可以客观地描述一年四季自然界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可以推广到“大年”。在《周易》的说卦传的第5章正是这样描述的。因为它并不长,全文引述如下: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如上所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有两个最大的难点,即大绝灭事件和大辐射事件。它们在西方进化论学者的心目中象谜那样迟迟得不到解决。然而,上述那段话却把这两个问题都阐释清楚了,而且都只有短短的几句,可谓简明扼要。对于5次大绝灭事件(↓),说卦传是这样讲的:“成言乎艮”,“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艮”卦指的是“大年”的冬春之间。“万物之所成终”指的是生物界的大绝灭事件,它应当发生在“大年”的“艮”卦,相当于“大年”的冬末。正如说卦传所言,生物的大绝灭事件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因为在它出现以后,生物界还会继续发生相应的变革,应当会孕育出未来的、新的大辐射事件(↑)。说卦传称它为“所成始”。所以“所成终”是前提:而“所成始”才是结果。由此可见,当代Walliser等科学家的见解与《周易》的大“道”是一致的(图1)。在说卦传的第6章又补充了一句话,“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这句话补充得非常妙。它说明,“终万物始万物”不是局限地只出现在“艮”卦,在其余的七个卦也可以出现。生物史上的事实正是这样的。低层次的绝灭事件和辐射事件在其它的时间也可以出现,只是其规模和层次不如“艮”卦那么突出罢了,即“莫盛乎艮”而已。读到这里,我在心中暗暗为《周易》叫绝,《周易》论述得多么严密,多么有分寸啊!对这样精心撰写的,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的书,怎么能打成“封建迷信”呢?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对于4次大辐射事件(↑)说卦传是这样讲的:“帝出乎震”,“帝”的意思是“从无到有,不断创新”,“帝”代表新生事物,代表万物。“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震”卦指的是“大年”的春季。查一下生物史上不同层次的辐射事件,它们都是在“艮”卦以后得到孕育,而在后一个“大年”的“震”卦,相当于这个“大年”的春季才涌现出来的。由此看来,说卦传的这一段话好像专门是为生物进化论而“量身定做”的。其实不然,《周易》对自然界方方面面的进化具有普适性,所以我们才称《周易》为中华大“道”。